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如果说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紧迫感更多来自于外部环境，那么对改革的责任感，则是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内在要求，这一背景不容忽视。

    章建刚将“责任”表述为两个方面：第一，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迅速增长，并呈现出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特点，政府有责任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第二，发展的含义中应当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一个能够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社会，它的发展才是健康和谐的，也才能让人感受到更多的幸福感，政府有责任努力创建这样的体制和机制。

    “我们都很清楚，因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一度并不明确，于是在一些公益性文化事业中，有的主管部门实际放弃了自己的职责，比如一些博物馆门可罗雀，弱化了其公共服务的职能。”在章建刚看来，目前在一些地方存在的诸如公共文化设施严重不足且设备陈旧，文化单位缺乏活力，国外文化产品大量涌入，侵权盗版屡禁不止，甚至腐朽文化沉渣泛起等问题，都表明我们迫切需要冲破传统体制的束缚，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尽快用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

    此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也是希望能够充分发挥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我国宝贵的文化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我们有很多优秀人才，比如很多电影人的作品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体制和机制的制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建立有利于文化发展，面向群众、面向市场，文化工作者各尽其才、各得其所，优秀文化产品不断涌现的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文化发展的活力，激励广大文化工作者创作和生产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品力作，促进文化自身繁荣，使文化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适应市场经济的全新环境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另一个大背景是现代化。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文化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文化体制大多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与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基础和体制环境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凸显。

    陈少峰对这一矛盾的表述是，文化领域在许多方面仍然停留于传统体制的模式，习惯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管文化、办文化，把经营性文化产业混同于公益性文化事业，政府统包统揽，造成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又长期依赖政府。

    章建刚则看到另一种尴尬局面：非公资本在市场上迅速发展，一些掌握大量国有文化资源的文化单位，却游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缺乏活力和竞争力，守着金山、端着银碗向政府哭穷。他举例说，几年前，同样在旅游资源丰富的丽江，宣科组织起一拨老年人靠表演纳西古乐收入颇丰，而丽江歌舞团领导却不得不经常找领导要钱。思维惯性使得一些人认为，文化单位天经地义就该靠政府拨款。

    当然，这种局面的扭转最终需要冲破体制的障碍，把混淆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之间的性质厘清，把混淆的事业职能与企业功能捋清。具体而言，需要政府“养起来”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应该经费到位，并通过内部改革增强其活力；同时，需要政府“放开手”的经营性文化产业，则应鼓励其在市场竞争中学习生存，并壮大实力。

　　由试点走向全面铺开

    在这三个大的背景取得基本共识后，根据中央的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工作节奏明显加快。

    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突出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陈少峰说，十六大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前是不提文化产业这个概念的。章建刚的解释比较通俗，十六大不但承认了文化产业，而且对其作出了价值判断，认定这是一件好事，因此我们就可以堂堂正正去办这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