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和上海，两个诞生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孤岛，前者为人为缔造的乌托邦，后者为特殊势力交锋形成的三不管地带。两个孤岛都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和成就，文化与自由的关系由此极大地发人深省

　　西南联大是今明两年教育界无法回避的一个主题。
　　这所抗日战争时期的流亡大学，由清华、北大、南开正式联合创办于1938年的4月，但是其前身是1937年8月28日成立的长沙临时联合大学，所以今明两年都可算是70周年。
　　创办70周年，停办62周年，只是八九年的办学时间，却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神话。师资空前绝后，文科如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张奚若、潘光旦；理科如吴有训、华罗庚、曾昭抡……学生也光芒万丈，杨振宁、李政道、殷海光、汪曾祺、何兆武……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81人，其中联大教师27人；1955年中科院设学部（院士），其中联大师生154人；1994年设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联大学生12人……
　　这样的办学成绩，和平年代尚不可多得，何况战火纷飞之际？人们因而觉得需要纪念。先是北大校长许智宏、清华校长顾秉林、南开校长饶子和带头立了一个碑，代表当事人表了一个态，基本上是例行公事，因为5年前这三校也曾共同纪念西南联大65周年。但是今年和5年前不同，一个例行公事引发了无数并不例行的追思，知识界纷纷发表纪念文章，各大报章的纪念报道也比往年更加显著。
　　在这些纪念当中，有心人能够读到一种特别的情绪。尽管5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问为什么，这一次，“为什么西南联大”的问题叫得特别响，仿佛人们比以往更需要知道，西南联大培养大师的武林秘笈。不过，真正了解中国教育现实的人都知道，与其说这是纪念，不如说是不满，因为不满当下教育现状，所以要用对最好的教育时光的追问来达到督促的目的。换句话说，当下的教育究竟怎么了？这个问题比“为什么西南联大”更牵动人心。但是因为当下不可说，或者说了也没用，人们只好用回忆去填补想象与希望，用回忆去诉求一个理想的教育环境，一个美好的学习时光。
　　西南联大确实堪称理想，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理想孤岛，和上海孤岛时期文化娱乐业的兴盛有着微妙的对照。这两个孤岛诞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前者为人为缔造的乌托邦，后者为特殊势力交锋形成的三不管地带。不管是乌托邦还是三不管，都隐含着其他年代所不可能拥有的人文精神空前自由的境地。两个孤岛比起来，西南联大更加主动，通过以政府为背景的中国主流文化力量的主动缔造，最后获得了最为完满的成就与评价；上海孤岛则因为其自由成因模糊，内涵也过于复杂，孤岛上的文化岛民最后不得不选择去留，选择在历史中的忠奸形象，最近热映的《色戒》，便是一个孤岛故事，所以其中角色难逃忠奸辩论。汉奸有没有文化自由？这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是无法浮出水面的念头。我就此只能提供一个平实描写，那就是两个孤岛都获得了空前的文化繁荣和成就。文化与自由的关系由此极大地发人深省。
　　1937年，当联大三常委——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决定接手联合办这所非常时期的学校时，恐怕也不一定能够想到，这所学校将代表着他们在后世眼中最辉煌的成就。梅贻琦，三常委中的“执委”，是联大教育思想的集中代表，人们现在提起他，不能不提那句著名的关于大学的定义，“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与“现代化”教育中崇尚的复杂评估体系比起来，这句话简单到人人能懂，因而具有巨大的历史穿透力，仿佛隔着70年光阴便能预见到当下教育中的大楼崇拜征候，以及大楼崇拜征候之下的数字崇拜征候。“现代化”教育关心一切，大楼、论文、学分、学位、研究经费、赞助……唯独不关心人，既不关心教师的授业权，也不关心学生的思考权。不关心人而又要育人，可想而知当下大学教育的人文自由现状。梅贻琦的名言，实际上正是洞察了大学教育中最根本的人文自由主义信念，因而历百年而弥新。当越来越多的大学盖起了高楼，而大师却只有死亡，没有诞生，“大师的大学”就更加令人想往，教育的孤岛就更加令人追念。
　　许多年前，鹿桥写下《未央歌》，在台岛风行，成为与钱钟书《围城》中描述的西南联大相映成趣的教育图景。《围城》中的西南联大教授们各怀鬼胎，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作者有一颗审视的心和一双挑剔的眼；《未央歌》对那个年代则满怀深情，恰如王佳芝与同学们相携走在大雨滂沱的街头，高唱《毕业歌》。与其去探寻哪一个西南联大更符合历史真实，不如说，自由与幸福就是这样复杂的样貌。而尊重人文自由的含义，就是尊重每一个人并不完美的个性与人文精神。多年后，杨绛先生写了《洗澡》，如果算作《围城》续编的话，则那个时候的《围城》已经慢慢体制化了，来自江湖的各色人等的个人诉求越来越少，面目越来越模糊，而人文精神也就随着狼狈不堪地消逝而消逝了。我们阳光灿烂的大师的教育孤岛，就这样消逝在历史的风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