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养护青少年心灵

一代代青少年的心灵状态，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资料图片：心理咨询师为少年犯进行心理辅导

“为什么杀人者如此冷漠？为什么自杀者如此无情？”

辽宁省青少年研究会秘书长孙浩哲教授近年来对沈阳、鞍山、抚顺、阜新等市的大量“优秀中学生”进行了多次访谈，竟发现他们中不少人想到过自杀，越是重点学校的学生，问题越是严重。

另外，从青少年犯罪案件中还可以看到，大多数受害者都是杀人者的父母、同学、朋友，有的青少年杀完人后，还能正常上学，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没有恐惧感，没有罪恶感。

这让孙教授有了上述惊心动魄的一问。

自杀、杀人固然属极端事件，暴力、偷盗、损坏公物等事件也频频发生在一些青少年身上。孙浩哲认为，这些事件的背后，国民教育负有主要责任。他认为，在当前的青少年教育中，有五大核心价值观缺失：生命观、幸福观、仁爱观、义利观以及公德观教育。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主任陆玉林教授则认为，青少年价值观教育不能说没有，但缺乏感召力，并且与实践严重脱节，起到的作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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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中、小学生伤害自己（自杀）和攻击他人（群体青少年抢劫、杀人）的案件时有发生，且有上升之势，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孙浩哲访谈了解到，一些学生考试考不好，被老师和家长骂后，常常想到死，有些女学生还常在一起讨论自杀的方式。

孙浩哲称，一些新生代孩子从小受到家长呵护有加，养成惟我独尊的自我中心倾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蔑视别人、漠视他人、自私自利成为左右其行为的一种力量。

而上学后，繁重的作业、应试教育的压力、家长高期望值的累积，使许多学生难以承受，导致一些青少年人格与心理的双重断裂。

从大环境上看，学校、社会对成绩独尊，对文凭、金钱的崇拜，暴力动画片、游戏电影中江湖杀伐镜头潜移默化的影响，情感电影中殉情者的执迷，使一些青少年从小就向往草莽英雄、杀人越货，甚至使自杀逃避成为时尚。

据重庆公安机关统计，从2002年至2006年，在公安机关抓获的刑事案件作案成员中，青少年占到总数的48.79%。重庆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所研究发现，从作案手段看，青少年犯罪手段呈现成人化、凶残化倾向。

孙浩哲认为，青少年犯罪的根源可能是多元的，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今天青少年成长的环境着实令人痛心：部分政府官员贪赃枉法；某些公检法人员执法犯法；一些媒体粗制滥造暴力影视作品；成人社会中家长和教师间肆无忌惮的金钱关系和裙带关系。这些精神鸦片，使青少年成长的心理环境和物理环境都遭到严重的污染和破坏。

这造成一些孩子只关注成绩，放松修身和人格塑造。

“生命观教育是人格和心理统一、同一的教育，是每个生命必须实现的教育”，孙浩哲说，这是今天中国青少年急需培养的教育。要教会孩子珍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是人最可贵的品质，任何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无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也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

孙浩哲说，“仁者爱人”，是中国五千年文化中最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而这些年来，不少学校老师、学生家长还普遍存在的“重智轻德”的倾向，淡化和淡忘了对青少年“仁爱观”的教育培养。让青少年学会关注自己、关注他人、承担责任和使命，这是青少年“仁爱观”培养的最重要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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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广阔的心灵空间

鞍山市某中学一名初三女学生告诉孙浩哲，她每天早晨六点起床，六点半到学校，上课学习做题，每天晚上九点半放学，十点钟洗漱完毕后，开始做各科老师留下的作业。每天迷迷糊糊地上学，迷迷糊糊地回家，不知道一天都干了些啥，只是机械地一天又一天地生活。

应试教育的高压，在一些学校往往异化为将生命的培育，集中到掌握知识工具、甚至狭隘到应试工具上。

孙浩哲说，一些青少年产生麻木、偏执、虚荣的心态，是社会、家长和老师没有给孩子足够广阔的成长空间，没有让孩子建立起幸福观。应该让每个孩子有生活的情趣，享受到成功的喜悦，体验到挫折的坚韧与困境突破的快乐，在能承受的挫折限度之内，每天去感受生活的新奇与成功的喜悦，让孩子爱生活、爱自己、爱他所爱的人，和被他人所爱，让幸福感在生命中荡漾，让幸福观成为他人生支持的一种力量，则真、善、美的教育才会实现。

沈阳某中学，高二女学生与校外男青年发生冲突，该女生回校后，跟同学男友哭诉，男友气愤不已，携请两名“好哥们”前往复仇，找到后将其痛打一顿，走出200多米后，觉得还不够解气，又返回再施拳脚，打完后仍不甘心，又从被打者身上搜出100元钱，离开，结果被打者报案，四名高中学生以抢劫罪被抓。

孙浩哲还曾一个晚上接了两个求助电话，其一为学生母亲谈自己上高中的儿子平时要啥给啥，却还偷母亲的钱，每次被发现教育后，都说改，结果还继续偷妈妈的钱……另一个电话是某小学六年级班主任老师打来的，她说，一名女学生长得漂亮，学习又好，但却有偷别人钱的毛病，问怎样帮助改造这样的学生……

他认为，第一个案例，昭示着今天的青少年学生缺少正确的义气和正义价值取向的教育，案例二则反映出一些孩子有好逸恶劳的恶习，贪小便宜、爱金钱不择手段，直接反映了中国当今教育中过分地重视成绩而忽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人格培养，其背后是青少年“义利观”缺失的直接反映。

他说，在中国五千年文化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见利忘义”、“君子固穷”的气节是妇孺皆知的人伦道德。现在需要扭转只讲“成绩”不讲“正义”的教育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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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秀莲：目前青少年违法犯罪总量仍在高位徘徊

顾秀莲指出，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我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作体系日益完善，工作力量不断加强。经过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应该看到，目前青少年违法犯罪总量仍在高位徘徊，一些地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基础薄弱，非法网吧、黄赌毒等突出问题仍然存在。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推进落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各项工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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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不同年龄和职业归类的分析性数据显示，失业或无固定职业者中网民的成瘾比例最高，为16.5%，其次是研究生(Q吧) （13.95%）和本专科生（10.99%）。高中生的网瘾比例也已由之前的职高20.5%、普高10.1%下降到了8.69%。

资料图片：心理咨询室

塑造公德重在以身作则

一天晚上十点左右，孙浩哲看到几个喝醉酒的少年在大街上闲逛，其中一少年欲打电话，走到电话亭旁，拿起电话使劲拍打，可能是电话占线，把电话猛地一摔掉了下来，又很气愤地打了几下公用电话亭，骂骂咧咧地走出电话亭，电话在半空中挂着，发出嘟嘟的忙音……

孙浩哲认为，公德是社会文明和秩序的基础，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是成人主体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向青少年亚文化渗透的主体部分。一个民族如果公德观教育断裂或缺失，则这个民族就很难走向文明和秩序。

所以，全民族应该一起努力。每个成人从我做起，从自己做起去优化青少年成长的社会道德环境，让每个孩子感觉或模仿到社会主体文化的和谐与文明，即每个青少年公德的培养，只有在其生活的吃、喝、拉、撒、睡过程中学到的秩序和文明才是社会公德观所需要的秩序。

孙浩哲说，青少年五大核心价值观的缺失现象不仅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对民族的振兴发展也构成巨大威胁。“如何把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培养活动在青少年的培养中科学化、实用化、实战化，是全民族的责任和使命。”

陆玉林教授指出，青少年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受制于家庭、学校、社会和其他因素。所谓“系统工程”，需要分清责任。但学校教育无疑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从6岁到21岁左右，是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年龄段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

深谙学校运作情况的陆玉林表示，目前，“从小学到大学，在管理和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行政人员管教师、教师管学生的潜规则。”这不利于教育主体的自主性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是要共建共享的，教师、学生也要参与建设而不能只被动接收。”

陆玉林认为，价值观教育需要“道德主体的挺立”。价值观的内化，靠行政化的强制、形式主义的活动和外在的宣传，解决不了问题。

陆玉林称，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目前存在的另一重要问题，就是大学和中小学的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内容交叉重复，没有形成一个体现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特点、有序合理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他认为应当照顾学校和学生特点，统筹兼顾、合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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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行三足鼎立

培养核心价值观，明辨是非、善恶、美丑，要传“道”，更要讲“理”。陆玉林认为，“道”，就是告诉青少年应该怎么做，而为什么这么去做则是“理”。

当前重“道”轻“理”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使得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缺乏感召力。“小学老师告诉学生要艰苦奋斗，可学生不知道买一件新衣服算不算不艰苦奋斗。相信这个问题很多老师都回答不了。可见抽象的教学不能解决现实问题”，陆玉林说。

讲理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实话。具体分析现实情况，就能将理讲清楚。陆玉林说：“讲热爱社会主义，就要告诉学生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现实问题并存，优越不等于完善。让学生从内心理解为什么要热爱社会主义。理讲得越明白，越能为青少年接受。”

掌握“道”、“理”后，还需要将其实践化，教之怎么做。陆玉林认为，目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课堂与社会脱节、知与行脱节的现象。如大学生在课堂上学科学，课下去烧香以求职。

“没有实践，价值观教育将是纸上谈兵。”陆玉林说，只有理想信念、道德理想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对与之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社会实践问题研究清楚、梳理透彻，并将其具体化为可以实践的原则、规则和方式，才能够让学生抓得注做得好。（文/《瞭望》新闻周刊 记者 王争 汤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