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华山一条路”。在几千年的中国社会里，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根本道路基本上都是考试。如果占中国总人口70%以上的中国农民向上流动的通道被不断收窄，而通过征地、税费等方式向下索取的空间被不断扩大，一个“断裂社会”下贫者愈贫甚至民不聊生的境况已是清晰可见近在咫尺！

　　造成大学生源农村孩子比例越来越低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主要方面：一是越来越高昂的学费超出了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包括中小学和大学学费。一个西部地区大学生4年学费等于贫困地区农民35年纯收入。都说知识改变命运，但很多农民家庭是“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甘肃省2004年抽样调查显示，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农户，占返贫总数的50%。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出现就业难，“出身农村家庭的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调查显示，家庭背景决定子女就业。家庭背景愈好，毕业的工作落实率与起薪点就愈高。父亲为农民比父亲为公务员的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少400元。据2003年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显示，父母社会地位愈高，权力愈大，社会关系愈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权力就愈大。北大的调查还显示，父亲为公务员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弟高出14个百分点。于是，贫寒子弟读书如赌博，新的“读书无用论”全面抬头，这种认识不仅使一些大学生弃学，甚至已波及中小学教育。近几年来，中小学校的辍学人数正在逐年上升。

　　大学生源中的农村孩子越来越少，不是农民自己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如果把最广大的普通民众比作水，社会就是运行其上的船，水的活力日渐枯竭，船的安稳就是空中楼阁。诚如近日《南方周末》对中国顶级富豪精神世界调查报告所揭示的，人均财富超过22亿元的60位接受调查的内地富豪中，大部分人对金钱爱恨交加，内心充满不安全感。

　　给人一线希望的是，北京大学的调查也显示，学历层次愈高，学校知名度愈大，就业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就愈小。它再一次证明“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之本”这个真理。在一个体制不公平的社会里，教育所提供的机会与能力是挑战不合理体制、建设自由公平社会的唯一利器！既然如此，全国各重点大学就更应该义不容辞地多招农村学生，并且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为他们提供完成学业的经济保障，保证学生在学习期间不会因经济困难而中断学业。这方面，香港高校和香港富人的经验与视野可资借鉴。他们不仅对优秀学生提供足以保证其学费和生活费的高额奖学金，而且香港大学每年都有家境很好但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主动放弃奖学金，以便让家境不好的学生有机会得到奖学金资助完成学业。

　　香港高校最初只在内地几个大城市招生，很快就扩大到二十几个省市，而且特别注重向偏远贫困地区倾斜。香港中文大学在内地一个穷省给了十几个招生指标，比北大在该省的招生比例高好几倍，而且取消了面试，目的是给那些来自落后地区的孩子以公平的竞争机会。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扩大本地学生的视野，提高学校的教育水平。在我们的观念里，一谈到国际视野，言必称大都市，言必称欧美，而他们强调的“视野”，却是更为广阔的平民世界！一如你掌握了穷人经济学你就掌握了开启世界的金钥匙。

　　在资助贫寒学生的问题上，中国的富人阶层也应当有所作为。美国股神巴菲特自2000年开始就以竞标午餐的方式，帮助旧金山的非营利组织格莱德基金会募款，用以资助穷困和无家可归者。今年中标的神秘买家是中国富豪段永平，他以620100美元的天价中标，打破了去年的351100美元的最高纪录。段永平表示，他最想问巴菲特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您有大量闲置资金，却没有合适的投资目标，您会怎么办？”其实巴菲特已经以行动给了他答案，这就是——慈善！对于富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慈善更合适的社会理财方式了。作为最有能力改变世界的群体之一，富人们不要把什么不合理的东西都归结为体制，好的制度是一点一滴地用我们的亲手创造的，不好的制度是一点一滴地通过我们的双手改变的。今天我们给贫寒者以机会，明天他回报社会的，将是一整个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