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博客上发表《取消发达地区的高考特权》的议案，提出要“取消发达地区高考特权”。他提出了“建立30所名校联考统招的制度”的操作方法，他认为其意义“不亚于解决困扰我国多年的"三农"问题”。(《新快报》3月4日)

正如洪可柱在建议中所说，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区与欠发达的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相比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文化资源，京、沪、津三市拥有重点大学的数量占全国的40%以上。其高考录取分数得到了人为的强势倾斜，不公平状况令人瞠目结舌。而且一省之内的差异也同样明显，录取线以农村向各级城市递减。用通俗的话说，在北京能上清华的分数，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点大学，在北京能上重点的，在一些省则无学可上，在省会城市能上重点的，在一些城镇则只能上非重点，或无学可上。而且这种不平衡，已向“代际转移”，加剧了“不落空现象”。

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出现某些重要机会的时候，他们总能够得到或利用这些机会，比如高考特权下的教育机会等。换个角度说，在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社会资源配置，尤其是教育资源配置呈现出一种积聚的趋势，少数的城市居民占据了优质的、稀缺的社会资源(重点大学的教育机会就是其中之一)，正如社会一半以上的财富由少数富人拥有一样。于是，不仅欠发达地区的人群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要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就是“代际转移”或“代际传递”的表现。

而这样的人为的高考特权等壁垒型的政策，也就产生了高考移民等独特现象——因为高校教育资源严重不平衡，和高考特权的吸引，再加上僵化的户籍制度的强烈扼制，从而使得众多考生不得不采取“高考移民”这种非常手段，意图掩人耳目，寻求城乡之间高招制度的漏洞，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而严禁外地户籍的学生异地投考，只不过是以一种户籍迁移的不公掩盖教育资源这另一种不公而已。换句话说，如果高考特权不存在，如果各地的教育资源相对平衡的话，那么所谓的高考移民也就随之消失。

有人认为北京考生能够享受高考特权，是因为其家长纳税较多，这种观点其实是荒谬的。按照萨缪尔逊的公共产品理论，教育应属于公共产品。比如高等教育，虽然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同时，它又有着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应，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等。如果教育机会以收入多少或是城市等级分配，那么其必然会失去社会公平的原则，难以提供社会流动的机会，由教育导致的不平等和阶层固化的现象就会日益明显，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稳定。

可以说，发达地区的高考特权，是城乡壁垒森严制度的畸形产物，是不公上的不公，是对本来教育资源配置相对薄弱和不公的，却又占绝大多数考生的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制度性歧视。取消高考特权，决非如某些人所言是搞“平均主义”，而是还原教育公平之义，保护和扩展社会流动的渠道，特别是下层向上流动的教育机制。

一言以蔽之，既失公正又缺公平的传统高招制度是一项富有特权色彩，负面效应甚多的壁垒型政策。这样一种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政策和制度，就像一堵分合咫尺间的柏林墙，必须坚决予以破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