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一则“同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涉嫌履历造假被免职”的新闻引起关注，正当不少网友欣喜于学术打假又见成效之时，同济大学随即做出回应：该校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杨杰的确已被免职，但只是正常的人事变动，“履历涉假事件纯属因理解和翻译上的错误而造成的”，与被免职一事无关。

　　网友们似乎被结结实实的玩笑了一把：这之前，他们被激发起来的对学术腐败的疾恶如仇，对同济大学的钦敬肯定，现在被告知，都是一场误会——这只是一次正常的人事任免，与之前的打假呼声无关，与校方痛惩腐败的扼腕决心无关，人们多虑了。

　　这“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一幕，怎么都让人忽觉，是如此那般的熟悉。2005年，法学界曾经掀起了一场高潮迭起、波澜汹涌的“许传玺事件”：中国政法大学许传玺教授“当选美国法律研究院院士”涉嫌造假，引发法学界以及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而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美国法律研究院”(TheAmericanLawInstitute，缩写为ALI)及其“院士”(Member)名称的翻译上。几个月的争论之后，该事件以许教授本人的无辜、校方认定翻译理解有误、学界权威站出来提倡理解宽容，而不了了之。

　　而这颇具标本意义的“许传玺事件”，似乎为中国当下的学术反腐，定下了调子，做出了表率。本人、学校、学术界的态度，似乎成为了颇可以拷贝的范式，在以后的学术反腐事件中，屡屡出现。此次，杨杰就明确表示，是“记者搞错所致”，将“Tenure-track”误译成“终身教授”，自己无辜且无奈。

　　究竟有没有翻译错，对于已经贵为名牌大学教授的杨杰先生和许传玺先生，做出自己的判断，似乎并不难。但对于绝大多数公众而言，却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不可能个个如打假专家方舟子般，熟晓外语和国外的学术评价机制。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依照最为直观的是非判断标准，即如果你说自己是院士、是终身教授，但如果事实上你并不是，那么我就可以认定你作假了，舞弊了。

　　做出这样的是非判定的前提是，按照常识理解，既然你们贵为专家、教授，怎么可能连院士、终身教授等名词，都翻译不明白？即便记者翻译错了，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你们为什么默认了？除非你们有主观上的故意，蓄意造价。

　　这朴素的是非逻辑，想来不无道理，然而，在当下的学术腐败案件中，公众却一再被告知，自己误会了，冤枉好人了。不仅教授本人矢口否认自己有道德上的瑕疵，高薪引进这些教授的大学也站出来，大声申辩并告诫公众，请不要夸大翻译上的错误，不要把翻译上的错误当成学术腐败，请宽容对待我们的专家教授。

　　于是，很多公众迷惑了，不知道自己该信谁了。而一次次雷声颇大、破绽颇明显的学术造假案，在“翻译错误”的名义下，不了了之，消声匿迹了。作为自感又一次被愚弄了的公众之一员，笔者想问一句，这所谓的“翻译错误”，还要重复多少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