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项意义深远的改革，引起了方方面面的议论和争论，是很正常的。一些人持怀疑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担心以面试为主的录取过程中会包含不公平因素，同在上海，有背景人物的子女可能得到更多的关照。他们担心那些不善言词的学生可能吃亏，科学天才未必都是伶牙俐齿。批评者认为，复旦、交大的方案并非“最佳方案”。

　　我认为，对于高考改革来讲，“优化机制”比“最佳方案”重要得多。高考改革的重点应该是为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引入优化机制，而不是去寻找一个普遍适用于各地、各类不同大学的“最佳方案”。大学各自有自己不同的特点，不可能存在一种普遍适用于国内大学的“最佳方案”。人的认识需要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许多问题是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来的，需要不断地予以调整和完善。我相信，经过此次“破冰”之后，复旦、交大两校的招生组织者一定发现了一些现有方案的不完善之处，一定会在2007年的招生工作中进行调整和完善。

　　复旦、交大两校“破冰”的意义在于，一种招生考试制度的“优化机制”已经启动，不断优化完善招生考试制度的动力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开始产生推动作用。

　　两校的领导之所以敢触动敏感的高考，是因为他们面对国内外著名高校的竞争，已经感到了压力，已经感到必须关注自己的“原料”——新生的质量。以往，不能说学校的领导完全不关心新生的质量，但关心的程度很有限，远远不足以使领导层愿意为之承担改革风险。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伴随经济、文化、政治各个领域改革的深化，学校领导层对新生质量的关心程度大大增强，甚至敢于为之冒一些改革的风险。这才是最让人感到可喜的事情。

　　“优化机制”也可以称为“纠错机制”。不做事的人通常也很少犯错误，做事的人难免会受到个人能力、经验的局限而犯一些错误。可怕的不是犯错误，可怕的是错误不能被及时发现和纠正。应试教育造成的普遍的学生厌学情绪长期得不到纠正，才是最可怕的。

　　身在高校，我对于我国教育系统中“优化机制”的缺失有切身感受。我的本职工作是研究被称为“汉语托福”的“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HSK是外国留学生的入学考试科目之一。由于经验不足，在我于1991年为HSK设计的分数体系中，存在明显的缺陷，给HSK的考试工作带来许多困扰。这一分数体系付诸实施不久，这种缺陷就被发现。从那时起，我就希望能够予以改进和弥补。但是，15年过去了，我的这个失误仍然没有得到补救，分数体系中的缺陷仍然在困扰着HSK工作。缺陷迟迟不能得到补救的原因主要在于缺乏“优化机制”，在于没有人愿意为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新的失误承担风险。

　　高考改革，重要的是为改革引入优化机制或纠错机制，重要的是消除阻碍优化机制发挥作用的种种“梗阻”。今天，“梗阻”尚普遍存在，这种“梗阻”主要来自于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招生过程的干涉。招生应是高校自己的事情，并不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来“越俎代庖”。

　　我相信，面对竞争压力的高校在掌握了招生自主权以后，会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招生工作，会适当地调整笔试、面试、报名资料审查等评价方式在招生中的相对比重，会在必要时选择社会性的中介服务机构来分担自己的考试工作。一所高校可能永远无法保证自己已经找到了“最佳方案”，但可以保证自己招生考试中的失误可以很快地得到纠正和弥补。 (谢小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