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驱动型乱收费会导致腐败需要特别关注

　　记者：今年两会之前，国家发改委曝光了8所学校的乱收费问题，两会期间，教育乱收费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那么，怎样界定收费和乱收费，乱收费的类型又有哪些呢？

　　田淑兰：简单地说，凡是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的教育收费，都属于乱收费。具体讲，是指一些地方和学校所出现的违反国家和省级人民政府的有关法律和政策的规定，擅自出台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和提高收费标准的行为。同时也包括一些基层政府和有关部门，向学校或者通过学校向学生摊派和搭车收费。

　　在我们看来，目前的教育乱收费大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生存型。比如西部地区、东部农村地区的某些学校，公用教育经费投入连续几年为零，向学生收取的杂费又没有完全划拨到学校，学校迫于生计向学生乱收费。

　　二是发展型。一些学校发展到一定程度，受制于经费不足，向学生收取费用。比如，配备了计算机，但没有运行经费，有了校舍，但追求更好。其中也有个别学校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坚持科学发展观，追求超过实际可能的高标准，进行乱收费。

　　三是利益驱动型。当教育的公益性和功利性发生冲突时，一些学校发生了偏差，将乱收费与教师个人利益挂钩。

　　比如向学生收取费用给教师发补贴、课时费、班主任费等。有的地方以下发结构工资为名，在地方行政领导默许下，用不规范收费解决结构性工资的补贴部分，把收费和教师的福利待遇、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这种乱收费在个别地方甚至会导致腐败。这一类型特别需要关注。

　　四是转嫁型。由于农民流动性大，某些政府部门收费找不到人就通过学校向学生收费，据教育部统计，2003年，各种名目的乱收费达到100多项，包括修桥费、过路费，计划生育补贴费等。这确实给学校收费造成了很大混乱，成了校长们非常不情愿做却不敢不做的事情。审计署对500所学校统计表明，60%的乱收费项目是社会上的搭车收费。最近几年，转嫁型收费有所下降，但并没有根本杜绝。

　　政府投入不足是引发教育乱收费的重要原因

　　记者：引发教育乱收费的原因是什么？

　　田淑兰：首先是政府投入不足。

　　其次是教育资源不平衡。1955年，国家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提出建设重点学校。1975年，重点学校得到强化，出现国家级、省级、市级重点学校。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开始提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教育部门希望弱化重点学校的概念。到了目前，教育的均衡发展将会逐渐淡化重点学校的概念。

　　记者：治理教育乱收费这个顽疾主要的阻力在哪里？

　　田淑兰：目前，治理教育乱收费存在四个突出的问题。一是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突出，择校热高烧不退。二是有偿补课比较普遍。三是教育资料过多过滥。四是服务型收费、代收费不够规范。

　　同时，我们也要充分看到现阶段教育乱收费治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收费政策的制定滞后于教育发展实践。审计署曾对18所高校进行审计，审计出来的教育乱收费的总数达8.68亿元，这些钱我们仔细分析了一下，其中有一项就是在高校当中，经过批准开办的MBA、EMBA项目，包括研究生班之类的学习形式，但是对它的收费又没有来得及进行规定，各个学校就彼此互相参照提出了一个收费标准。这在治理乱收费当中查出来，因为没有文件所以你是乱收费，但是严格来说这种收费是合理的，合理而不合法。

　　没有被公示的收费将来就是乱收费

　　记者：2006年治理教育乱收费的重点有哪些？

　　田淑兰：一是确保西部农村地区不能出现乱收费。

　　二是对改制学校要先关门，后清理，不再批准成立新的校中校。

　　三是严格高中招生“三限”政策，范围不能扩大。

　　四是深化高校“阳光招生”的改革，坚决制止与招生录取挂钩的乱收费。

　　五是中小学教科书要限价，实行招标采购。

　　六是全面清理学生的收费项目和标准，规范学校的收费行为。

　　需要说明的是，教育部要求学校不仅要将收费标准公示，还要实行预算制度，怎么花钱也要向社会公开。将来，没有被公示的收费就是乱收费。

　　我们在西部农村调查的时候看见，知道了全免学杂费的消息后，许多村民放起了鞭炮，他们在庆祝“种地不交税，上学不交费，建设新农村，农民得实惠”。我们今后必须加强监管力度，从严规范管理，不能一边说免费，另一边还有人在乱收费。　本报记者 蒋昕捷 刘万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