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高考公平本身也受到这些因素的反作用力，尤其是全国统一试卷、各省市录取分数线却迥异的现象，被公众所诟病。如今各地单独命题，录取分数线问题因而不再像过去那样表现得十分突出，但高考的地域差异并未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在两会期间透露，该校将按人口比例下达分省招生指标，今年该校将2000个计划招生指标除以13亿，再乘以各地省份的人口数，基本上就得出下达到各省的指标数，山东、河南、四川三个人口大省的招生人数都将历史性地突破百人———这堪称打破高考地域差异的“破冰之举”。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此举着眼于“起点的公平”，这种思路有助于改变人们对公平的固有之见。此前，针对高校招生的地域差异，曾有过“全国统一试卷、统一分数线”的提议，但这种似乎接近“绝对公平”的前景，却在某种程度上等于变相鼓励应试教育。

　　长期以来，关于高考公平往往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有可能适得其反，所以主张按兵不动；另一种认为高考本身就不公平，只进行修修补补无济于事，必须全面改革，甚至有人建议取消高考。两方观点并非毫无道理，可是面对现实更需要放弃这种整体思维。不过，局部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整个问题，但它至少可以缓解一些症候。

　　中国政法大学的此次措施，无法一揽子解决高考的地域差异问题，甚至连“高考移民”这种特殊现象都难以根治，可是这一举动的意义依然要超过那些述而不作者。

　　据全国人大代表温俊义介绍，几所著名高校的本地生源比例分别是：北大17％，清华16％，北航13％，北理11％，复旦44％，上海交大47％，武大50％，南大55％，浙大61％。

　　这种重点大学分数线和招生指标向大城市、文化发达地区倾斜的做法，使得教育资源的分配严重失调，给社会带来人为的不公，导致经济文化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出现进一步的两极分化。如果说在当年，适当照顾大城市的优先发展，为大城市优先提供大批高素质人才，需要对大城市高考指标进行“照顾”的话，随着“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理念的确立，效率优先已经逐步转变为公平优先，这种高考指标分配办法越发显得不合情合理。

　　此外，全国重点大学“地方化”，也无益于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这一点常常被论者忽视。一所大学的开放和多元精神，往往与它的生源来自五湖四海有关。当一个此前很少迈出市界或省界的青年，住进一个由来自不同省份的学生组成的寝室或在这样一个班级里成长，他更容易养成一种富有包容性和差异性的人格，而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也可以激发更多的思想。相比之下，一些主要由本地学生组成的高校，甚至会在周末出现“空巢”现象，校园文化的多样化无从谈起。所以以某一地域生源为主的大学，在实践和理念的两个层面都更倾向于强调地方利益，缺乏一种超越性视野，以致出现恶性循环。

　　中国政法大学的此次高考招生改革，或许并不完美，比如，如何照顾偏远落后地区的考生；以人口比例分配招生指标可能不如以报考学生人数比例分配指标更合理。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可贵的尝试，高考招生的最终方案还是需要从教育公平的原则出发，设计一种更合理的指标分配方式，以缩小不同地区之间高考录取率的巨大差异。

　　□王晓渔（上海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