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鹤

　　现在，不少学者已经大声疾呼人文科学研究成果不能以数量取胜，而应该重视质量的提高。但问题是学术研究质量的高低，要以什么为标准？目前还没有人提得出来，所以量化的考察依然是目前衡量人文科学水平高低的硬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学者就只能拼命写，多写快写，于是学术泡沫现象自然不能止息。有些人为了快写，书可以不读，只要网上下载大量资料就能组合成一本书。也许哲学可以一空依傍，文学可以向壁虚构，但如果历史研究不读书，而能写书写论文，则不出笑话硬伤也难。有位著名的青年历史学家，在文章中引用了湖南《宁乡县志》的一些材料。我相信他必定没有亲自去读这部宁乡县志，而只是转抄别人引用的材料而已，因为他所引用的材料湖南宁乡县志并不存在，而是出自山西宁乡县志。原材料的出处可能只有宁乡县志四个字，他为了炫耀一下自己的博见多识，加上湖南二字，结果正如鲁迅所说，孔雀在开屏的时候，露出了屁眼。

　　当然，能够写得又好又多最是上乘，古人也常赞人写得多为著作等身。但等身的著作也必须是有见识有水平的，否则无异于废纸等身。记得中国历史学会原会长金冲及先生曾说，一年如果能写4篇好论文就不错了。这真是金玉良言，因为如果你在学术领域工作30年的话，那么也有120篇论文行世了，可以编成好多本书了。问题是现在一年如果只写4篇论文，那么你的考评成绩也许就属于中下游了，要提升副教授、教授就不容易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学术写手，一年出一本书还嫌慢。几篇论文算什么成绩？

　　要认定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二十世纪上半叶，对人文科学水平差不多没有什么正式的考评机制，但谁有水平，谁很一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不必以数量为制胜法宝，不是有人开玩笑说，许多过去的大师级人物，如果以著作的数量计，今天连副教授能否评上都很难说吗？而那些数量不算多的论文专著，水平的高低也大体有公论，不必有今天所谓核心期刊、权威期刊来定标准。

　　有人作过统计，陈寅恪1944年发表的9篇论文中，有7篇是发在《岭南学报》上的。《岭南学报》不过是今天一较好之大学学报而已，不但与今天《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之权威地位比不上，也没有今天所谓一流大学学报的地位，但陈先生的这7篇论文依然不因发表于该学报而减色。其实，再说一句大不敬的话，《岭南学报》发表的许多论文至今还很有参考价值，而今天的许多学报又有多少六十年后还需要参考的著述？现在各种考评手段多如牛毛，外加形形色色的评奖制度，多半是以行政管理方法来鉴定学术水平的高低，结果仍然没有足够的权威，最终还是要以量化指标来确定大学、科研机构以至个人成绩的好坏。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种人文科学学术水平评定机制看来是很有必要的。这种评定机制要独立于行政管理权力之外，纯粹从论文与著作本身来考量学术水平的高低，既不以期刊的分等为依据，也不以引用率作为标准———引用率颇有点像电视收视率与电影票房一样，有时是平庸作品的产婆。有人也许要说，各级学术委员会不是可以起评定作用吗？本来也许是的，但现在学术委员会的工作基本上只限于鉴定学术职称的升等（学位的审核则另有学位委员会承担），并不参与学术水平高低的评定。当然最好是让学术委员会起到这种作用，以免再成立新机构，但学术委员会能独立胜任这一任务吗？如果不能，也只好另起炉灶。

　　以上讨论均设定在无学术腐败的前提下，如果要解决学术腐败问题，例如抄袭剽窃，例如行贿得奖，例如科研课题的暗箱操作，则恐怕非学术评定机制所能解决得了的。

　　作者：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