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两句话归纳才让，就是“做最棒的”和“不甘于只在这里是最棒的”。

    1957年，才让出生在甘南藏族自治州一个藏族家庭。1978年，他在全州七县考生中第一个考上大学。1984年，他又从全国728名佼佼者中脱颖而出，入选中国政府委派海外留学的第一批MBA。30岁，他成为钢铁研究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处长，他的两份报告在中国科技改革史上落笔。如今，他担任着中国钢铁研究总院副院长兼上市公司安泰科技总裁。

    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2年分配到钢铁研究院工作。在我们出国之前，国家公派留学生基本都是理工科，去学习人家科学技术、工程方面的先进知识。我原来也是学理工的，黑龙江工学院毕业的，对什么是管理学完全不懂。但那个时候我们看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了解到一些未来学、社会学的知识，发现除了科学技术，西方的人文学科也很有意思。国家也不单纯技术兴国了，我幸运地成为国家公派的第一批管理学硕士。

    我记得那是1984年8月中旬，我们院里贴出通知，招收去美国进修的工商管理学硕士。通知由冶金部下发，通知后面的文件是国家经委、科委、人事部、教育部四大部委的大红印章。当时整个冶金部只有17个报考名额，分到钢铁研究院只有2个名额。

    大家都想去，我们钢研院是全国最权威的钢铁研究机构，向来人才济济，通过笔试、英语口试，我成为这两个幸运者之一。9月份参加全国的选拔考试，全国728人考试只录取40个，冶金部的17名考生中最后就录取了我一个。

    初到美国，就和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我们从洛杉矶入境，一下飞机就被震住了，觉得它机场怎么那么大，相比之下我们首都机场就是个小汽车站了。但机场的行李车要一美元才能用，我们当时谁也没有onedollar。看见人家推行李车，我们只能肩扛背挑，跟逃荒的差不多。穷学生带的行李也特别多，觉得美国东西贵啊，连方便面都带上了。

我们排队入关的时候，有一个日航的班机到站。但是日本人通关很快，有专辟的通道，基本没经过什么盘问和检查，这体现出美国人对日本人的尊重，日美之间交流的通畅。我们当时推着、扛着自己的行李，一个个排队等出关，再比比人家，心里很不舒服。

    入关后又转乘国内航班，晚上11点左右，有人说纽约到了。飞机的翅膀一斜，哇，那么大的光亮！简直就是灯的海洋，极其震撼。下了飞机一进城，一辈子没见过那么多的汽车。我们还是从北京去的啊。当时就觉得美国真是富饶得不得了，能源简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到了学校，要求你完全独立，自我管理，淘汰的压力也非常大，硕士一般有一半读不到毕业。但是我们这批人非常优秀也非常刻苦，40个人最后只有1个没读下来，还有6个拿到了PHD的offer，我也是其中之一。

    但是我们后来谁都没有念博士，39个人中间有38个选择了回国。《人民日报》(海外版)把国内形势描绘得特别好，改革开放热火朝天的我们真想回来大干一场。国家对我们也特别重视，我们的留学项目是邓小平访美时谈的，后来里根回访时与赵紫阳正式签订，级别很高。我们毕业的时候，国家派12人代表团来参加我们毕业典礼，基辛格也专程来发表讲话。

    但是回来以后发现反差太大了，我们期望值太高了。当时正值国家机构改革，原来负责我们留学项目的科委撤销了，按照原来项目计划，我们三届140个学生回国后将集中用于改造100家国有企业，但现在科委没有了，我们也就各回各单位，而各单位的情况不同，有很多同学难以发挥才干。

    但我的境遇还算不错。钢研院的领导们都是做研究出身，正好要搞科技体制改革，要经济承包，我学了管理学，得到了重用。学的东西有了用武之地，我的想法能变成决策，idea能变成铅字发下去，变成改革方案全院都动起来，让我小有成就感。

    但在这样传统的研究机构搞改革，也有很多人反对，说吕院长疯了，找了个穿牛仔裤的小子搞资产阶级那一套来对付我们。那时候有院长鼎力支持，一年多时间，改革成效出来了，钢研院的创收能力增长了3.6倍，我也被任命为钢研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处长。

    1992年我成为钢铁研究院副院长，1998年开始我们筹备改制上市，2000年我成为上市公司安泰科技总裁。留学把我职业生涯的道岔扳开了，如果没有去美国学MBA，我现在应该是一名工程师，我年轻时还梦想成为一名院士。但现在我正朝真正的企业家努力。上市公司是完完全全的现代企业，身为总裁，战略、市场、技术、人力、 审计、法律方方面面必须全盘掌握。

    对于现在的留学生，我觉得需要提醒一点，出国学习进修是好的，但是留学生作为一个团队、一个阶层，大的发展机会还是在国内。我们认为国外经济发达、福利好，但是正因为他们社会发育完全了，要进入他们的主流社会很难。而恰恰在中国，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完善过程中机会多，祖国对留学生敞开胸怀，给予很高的期望值，也给予很多优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