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林是生活在新旧时代交替中的一个人物。他的头脑中有旧观念，也有新思想。当他在做每一件向他向往的生活迈进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必然要经历一番激烈的争斗。这是他心路历程形成的隐性的状态，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爱情的选择上。
　　正当他被下掉民办教师，对生活心灰意冷的时候，美丽、善良的刘巧珍闯入了他灰暗的生活。刘巧珍是一个生活在落后而狭小的天地而又没有文化的女孩子，“她的精神扎根在我们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的土壤中。她是传统美德的化身：善良、纯真、谦让……”她的爱是那样赤诚、热烈、淳朴、无私、忘我，原为所爱奉献一切。相比之下，高加林却复杂的多。他的爱不像巧珍那样单纯、透明、诚挚，他不能忘我，也不能无私，他的爱虽然并不虚伪，却充满了远虑和近忧。在享受爱情的喜悦时，萌生着懊恼；在断绝爱情时，良心上又颤动着不安。
　　在从集市回来的路上，她在高加林面前骂了高明楼，并且安慰高加林：“他做的歪事老天爷知道，将来回报应他的……其实，当农民就当农民，天下农民一茬人哩！不比他干部们活得差！”作为一个庄稼人，没有冠冕堂皇的语言而只是普通农民朴实的言语，却温暖了高加林此刻冰凉的心，让高加林“觉得很亲切。“当巧珍向高加林吐露出了自己爱意的时候，高加林吃惊地看着巧珍，变得手足无措。他没有想到巧珍会这样大胆地向他吐露自己的心迹，也没有想到爱情会在这种情况下降临到自己身上。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要爱巧珍这样的人。因此“他感到恐慌，又感到新奇。”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接受了巧珍。巧珍的细心、善解人意，给了高加林心灵上极大的慰藉。巧珍对土地的热爱也深深地感动了高加林，使高加林“深深地感到：他不该害怕在土地上生活；在这亲爱的黄土地上，生活依然能结出甜美的果实。”他决定要扎根农村，不再让自己的心飞翔，停留在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
　　他的心灵有了栖息的家园，过了一段安宁的生活，一次偶然 的机会，让高加林平静的生活又起了波澜，他当了县委通讯干事，随之而来的，是遇到了他的高中同学黄亚萍。黄亚萍是一个现代女性，她和高加林有着共同的文化水平，他们谈文学，谈政治，十分地投机；而巧珍来看他的时候，说的都是些无关痛痒、鸡毛蒜皮的小事：三星开拖拉机，巧玲教学，水井修好了，母猪下猪娃了……尽管他是爱巧珍的，但他现在已不是农民，“将来和巧珍结婚，很少有共同生活的情趣；而且也很难在有共同语言；他考虑的是写文章，巧珍还是只能说些农村里婆婆妈妈的事。”巧珍不仅有花朵一样美丽的外表，更为农村姑娘难以企及的是还有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很不平常的精神追求，像黄亚萍一样大胆的爱情表白方式；此外再加上勤劳、朴实、善良、忠厚，对高加林的矢志不移和在爱情上的献身境界，一个传统的贤良女性所应具备的 她都具备了，连没有文化这一条也不曾缺少，这个理想女性，以她特有的温暖，站在高加林的人生起点上，向对方无偿的提供一个任何失意者都会感到称心如意的精神小憩所，而她的全部要求，则是请对方到这里来憩息。我们在这种伟大的献身精神后面看到的，是一种沉重的可怕的因袭的道德规范。它要求女子作出自愿的牺牲，让男子居高临下的绝对占有之。
　　几千年来，人们不住地赞美着这种贤良女性，以至不仅是男子，甚至是女子本身，乃至整个社会，都把这种不合理的道德规范视为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把它叫做传统美德。高加林也深受这种传统美德之苦，但他一时之间又不能抛弃这种传统。面对巧珍这样的女子，他是不能说放弃就放弃的，他的良心必然会遭到谴责。
正当他苦恼于巧珍的粗俗、不雅时，黄亚萍向他示爱了。黄亚萍是一个县委干部的女儿，县广播站播音员，高加林学生时代的同学。她聪明、大方、当然还有秀丽，和高加林一样爱好文学，并且追求现代文明。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她和高加林之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他们可以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他们的解放性举动，浪漫的东岗之夜，县城里的飞车兜风，完全是“现代”的恋爱方式，这些可以说是黄亚萍带给他的，也是高加林自己所要追求的现代生活方式，他还要和黄亚萍一起远走高飞，到大城市去寻找更美好的生活。这些是巧珍所不能带给他的。所以，在个人欲望的驱使下，他痛苦地选择了黄亚萍。
　　高加林同传统的道德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他在爱情问题上是相当严肃的，他对巧珍的感情真实得令人无可置疑，但他被实现个人愿望的可能性引起的骚动同样真实得令人无可置疑。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一开始就存在的，甜蜜而又痛苦的矛盾。在他由于偶然的机遇而出现的命运转机后，在他对生活、对自己做了重新估量后，矛盾的离心力很快就超过了向心力，他和巧珍的爱情逐渐被同黄亚萍高雅而又世俗的爱情所代替。他和巧珍的离异标志着他同“土地”的最后决裂，他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终于迈出了令人遗憾的合法但却不合理的关键性的一步。诚如他父亲和德顺老汉所感觉到的：这个人已经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用他们的生活哲学已经不能说服他了。“你是一个混蛋！你已经不要良心了，还想良心干什么？……”在这自我谴责的背后是一种痛苦搏斗后的自我肯定，这种搏斗就是他的思想中存在的传统观念和现代文化的冲突。但是，最终他把来自外部的亲人和舆论的责难和来自内部的良心的发现全部否定了。“为了远大的前途，必须作出牺牲！有时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这里，个人主义的排他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人生的含义终于被错误的曲解，社会变成了一座动物化的竞争场。
　　高加林尽管选择了黄亚萍，但他的内心是不平静的。在刘巧珍和黄亚萍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道德观念冲突，在高加林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这主要表现在高加林选择哪一方做恋爱的对象上。刚开始高加林接受巧珍时，他们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尤其是文化水平的差距。这一点，他是十分清楚的：一个是满身才能的高中生，一个是大字不识的农村姑娘。作品的结局，写到了高加林对于他抛弃了这个虽无文化却像金子一般可贵的巧珍的痛悔和眷恋，看起来文化水平差距的问题已不再存在，它是随着爱情上的道德感和道义感自然而然会解决的，其实是不然的。这个结局并不是高加林到了城里，与黄亚萍萌生了爱情时才开始的，而是高加林一开始接受巧珍的爱情就埋伏下了。由于文化水平的不同，他们形成的是两种并不相同的生活道路。已经知识分子化了的高加林，是把进入城里施展自己的才能视作自己的生活理想，他的爱情选择，本来也是另一样的。只是由于意外的命运才使他接受了巧珍的爱情。“他们爱情的形成，并不是两个人对生活追求的合力的结合，恰恰相反，本来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只因其中一个碰了壁被反弹回来，发生了偶然 的交叉”。他们的爱情契机正是这样的：当高加林正感到自己命运不幸的时候，巧珍却当作自己幸运的到来。这是多么大的误会，文化水平的差别、城乡差别、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差别，客观地形成了人的习性、趣味、爱好、志向、生活方式等等方面很大不同。爱人是生活的伴侣，如果在这些方面处于隔膜状态或者缺少共同语言，是很难说是幸福的爱情的。而黄亚萍则不同，她是现代女性，是现代文化的代表，高加林向往的也正是现代文化。他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志向等。高加林不是一个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他是把自己的爱情紧紧和生活道路联在一起追求的人，他不安于做土地主人的命运，他要挣脱，他要到城里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而当他一旦成为知识分子，巧珍进入他的知识分子式的生活就会成为一个困难的问题。而“他和她已经热烈的相爱了一段时间”，“他在内心深处是爱巧珍的”。他不忍心伤害巧珍，但个人强烈的追求欲望占据了他整个身心，最终还是抛弃了巧珍。巧珍什么也没说，无言的接受了这一切，而高加林则“像一个疯子一样在自己的窑里转圈圈走；用拳头捣办公桌；把头往墙壁上碰。”这些动作表面上看是他在为选择巧珍还是黄亚萍而苦恼，而实际上是传统观念和现代观念在他头脑中激烈地冲撞着。由于在黄亚萍一方有其他砝码的注入，有个人的追求欲望，他选择了黄亚萍，选择了现代文明。
　　在我们的社会终于摆脱了禁锢文明的枷锁之后，生活为青年实现自己的理想提供了自由创造的广阔天地。高加林形象是传统的淳朴、善良甚至忍辱负重的农民形象所难以发出的光泽和力量。农村中像高加林这种类型的人物，并不是一种完人，但他们却是特定时代对农村落后惰性的一种冲击力量。是能推动这个时代变革的一个因子，因而使高加林心中燃起了对“为了生活的幻想之火”。他向着现代文明进发，而在他身上的传统观念并不会心甘情愿地推出这场无形的战争，这就促使了高加林心路的形成。
这种种作用于高加林身上使他的心路成为一个必然。这不仅是高加林一个人要经历的过程，而是千百万青年人都要经历的。因为十年内乱给人们留下的疮痍和毒菌，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要改变它尽管很困难，但随着社会发展趋势，文明必定取代愚昧，现代思想意识在人们的思想中必将占据主导地位。

　 　姓名：王秀清
　　地址：河北泊头师范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