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的难题

　　记者：您对英语四六级考试很不以为然？

　　王树国：英语是世界语言，不学好英语我们没法和世界交流。

　　四六级(考试)的出发点很好，可以激励社会重视英语，学生学好英语。可是把英语成绩与学位挂钩，那就完全走样了。

　　英语过关了，品质和素质过关了吗？专业课程过关了吗？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了吗？考核一个大学生可以有很多指标，为什么独独选择了四六级英语？这是科学的评价标准吗？

　　大学考四六级，孩子们就从幼儿园开始学英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生，以后评职称……我真是不知道，中国人学英语要学到什么程度？

　　记者：您反对您的研究生在英语上花太多时间吗？

　　王树国：我不反对学英语，相反，我鼓励学生学英语。我反对的是把英语作为获得学位的前提。

　　外语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学的。任何一门语言都是一门学问，钻研下去，学100年也学不完。

　　以四六级为分水岭，这群人行，那群人不行，这合理吗？同学们为了过英语关，不得不占用大量时间，结果专业课耽误了，大学读得忧心忡忡。

　　听说兄弟院校有的学生，因为四六级过不了关，心理压抑导致自杀。这让我很震惊，也很痛心。我当了校长想改变这一切，但强大的社会压力使我不敢去闯这道关。

　　记者：为什么？

　　王树国：我得关心学生的就业问题。用人单位都要四六级证书，这就逼得我没办法了，我不得不违心地让学生们去过四六级这关。

　　所有业务课都不是全国统一考试，惟独四六级英语是，无形中四六级证书就成了全国用人单位惟一的通用标准了。

　　记者：哈工大在工程技术方面实力超群，您认为大学该不该办企业？

　　王树国：我们绝不能越过自身定位，干自己不该干的事，这就叫有所为有所不为。校长和企业家合一，不可想象。

　　过分倾心于创业，你就不要再把自己说成学校的一分子。比如联想就很好，你为中国贡献了一个好企业，但创业者的身份就不能再是研究员了。

　　我也不反对企业家返回学校，重新开始教育研究生涯。我强调的是定位清晰，你站在什么位置上就应该说什么话。你又是企业家，又是研究员，又是校长，这就乱套了。

　　记者：对于课题方面的放权您怎么看？

　　王树国：清华大学的陈丹青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他是画家，他要培养的是美术博士，如果连这么点灵活性都不给他，怎么指望他能培养出理想的学生呢？

　　记者：放权给高校，有助于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吗？

　　王树国：肯定有所帮助，我们不追求绝对的公平，但总得日趋公平，不能越来越不公平。

　　现在教育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大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自己的领土上，在同一部宪法之下，为什么大城市考大学就那么好考，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育资源越集中？每年的高考移民问题，不能说不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

　　从我国的经济形态来看，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并存，也就是最高级和最落后的并存。这就是我们国家改革发展的难点所在。所以我们应该培养多元化人才，中国的高等教育应分层次管理。大学如果是真正的独立的法人，他应该知道怎么培养合格的学生，也应该有权选择学生。

　　当办学自主权下放给学校，学校就没有任何可以推脱社会责任的借口，社会的评判将直接影响着学校的兴衰，所以学校就会努力贴近社会，在此过程中，教育资源会得到比较合理的分配。我们希望随着经济的发达，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

　　从目前情况来看，高等学校与社会结合的动力不大，反正管理单位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不主动与社会需求结合也不会被淘汰。实际上，办学自主权下放后，学校的压力会更大，自我约束力会不断增强。

　　记者：如果权利都下放到高校，如何防止营私舞弊现象的孳生？

　　王树国：会有这个问题。但我们不能因为怕出现这些问题就裹足不前，小平同志如果不在南海边划了个圈，我们能有今天吗？

　　总有人说，政府这么管，高校还免不了营私舞弊呢；如果高校自己来搞，那还不把中国的高等教育搞垮？

　　反过来问，教授招生肯定会比官员招生腐败？现在山东考大学比北京难上那么多，这就叫公平？

　　我想高校有了自主权之后，不会比现在更乱的。以前我们怀疑：如果政府把自主权给了企业，他还不天天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现在我们问100个人，我想也没人会认为政府管企业是个好主意了。高校也是一样的，如果乱搞，社会不会买你的账，校长很快就会下台，学校很快就会垮掉。再说，学校违规，上有国家法律，下有规章制度，不会彻底无政府主义的。

　　现在的高等教育体制与高等教育的使命是缺乏有机联系的。年复一年，今年的事明年还出，后年可以预期地还会出……我们不惭愧吗？至少可以拿几所学校做试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