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你的观点里一直提到了对现有艺术教育体制的不满。

    陈丹青：我曾数次以书面及口头方式，对院领导和清华领导坦率直陈。以“两课（政治和英语）”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艺术尊严荡然无存。人文艺术及其教育如不能具备起码的前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实属妄谈。

    由于此一政策的长期施行，我认为人文艺术教育是表面繁荣：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等。其实是一种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在人文艺术学科，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清华大学前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70年前的名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从没有一位领导对我的“叫嚣”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我把想法讲出来。我有一些同事对我非常善意，年轻教师更是私下里认同我的表达。不过，每当我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切换。这就是体制的厉害。

    《周末》：你认为应该怎样对待这种表面繁荣？

    陈丹青：人文艺术教育的量化管理，集中反映出学术行政化带来的后患。一般的改革都是治标不治本：不施行，现状难以突破；施行，则势必重复历次治标不治本的改革，形成更为盘根错节的畸形教育结构。

    人文艺术学科既有的学术行政化，越管越严，教学品质也越来越可疑，此一体系虽便于管理，但与“人”，与“文化”，处处发生尖锐而深刻的冲突。

    我不相信现行考试制度，不相信教学大纲，不相信目前的排课方式，不相信艺术学生的品质能以“课时”与“学分”计算——但我不得不服从规定——释放个性，回到直觉，摒斥教条，遵循艺术规律。然而有目共睹的是，这些传统与经验在今日艺术教学中已经全面丧失。

    我个人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唯在本研究室教学中，以“个案处理”的原则，根据每位同学个人情况的总和与细微的表现，在教学中务使知识面尽可能扩大，教学点尽可能具体。

    “我也是体制的牺牲品”

    《周末》：你怎么看待自己在清华美院的角色？

    陈丹青：我也是体制的牺牲品。我拿着国家发放的薪水，而我们的学院、画院、美术馆、美协、研究院，全是国家的、体制内的教育产业。

    今日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即“学术行政化”，它所体现的根本不是学术，因为学院教育不是对学生、对艺术负责，而是向上负责。严格地说，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应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这“双方”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