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者杨东平

　　在高考30年这场季候性的怀旧里，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显得有些迟钝。

　　他主持的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经过几年的调研，即将推出民间版的《中国教改方案》，其中不乏对高考历史沿革和现状的梳理，更有对高考制度改革的大胆构想。

　　给这30年划分段落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30年前恢复高考这件大事？

　　杨东平：我称它是一次“没有完成的拨乱反正”。它只是恢复了常识：要重视教育、发展教育，但没有思考面向未来的、新的、好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事实上，围绕着高考产生的一整套应试教育，今天已经成为被批判、被声讨的对象。

　　人物周刊：如果给这30年划分一下段落，您会怎么分？

　　杨东平：1977、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是恢复整顿期，还学校以原有的秩序；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启动，有200多所高校试行校长负责制，党政分开，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真正的教育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朱九思、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等最为突出；1989年—1992年是休眠期，教育又回到高度政治化的轨道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教育受市场经济影响，逐渐走上了一条后来被称为“教育产业化”的道路。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并大幅度提高学费。有人测算过，10年里大学学费是原先的10倍；1998年，《高等教育法》规定了公办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2000年，一批研究型大学被定为副部级，高校官本位、行政化变本加厉。

　　高考制度如何改革

　　人物周刊：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教育主管部门对高考制度进行了许多次初衷良好的改革，但现在，高考的公正性仍然受到质疑。

　　杨东平：高考制度包括两方面，一是考试制度，一是招生制度。考试制度主要是考试科目的改革，但社会上意见比较大的主要是招生制度这一块。首先是对配额制不满，也就是地域性不均衡。二是本地化倾向，从1999年起研究型大学招生本地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三是特殊政策，比如各种加分、保送生，是个黑洞。四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舞弊。

　　人物周刊：你们研究院即将出炉的民间版《中国教改方案》里，是怎么构想高考制度改革的呢？

　　杨东平：我们的想法首先是“隔离”，设置两道“防火墙”。一是阻隔高考压力向初中、小学传递；主要是取消所有的重点小学和重点初中，缓解小学和初中的择校竞争。第二道“防火墙”是用“会考”评价高中教育，而不用高考录取率评价学校，给高中学校减负。

　　高中毕业生以自然人的身份上街道报名，通知书寄到你家里而不是学校。这样一来，想比较学校之间的录取率就不那么容易了，中学校长势必大大松口气，那学生的负担自然就能减轻一部分。

　　而高考科目改革，我们设想采用多轨制，按照不同类型高校甚至学科，设置不同组合的多套考卷，例如报考研究型大学的与读高职、技校的是不同的考卷，这样后者就不必“陪绑”。

　　应试教育的底子在50年代就打下了

　　人物周刊：高考恢复后，当时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基本倾向于“回到50年代”，是不是真有过一个教育的黄金年代？

　　杨东平：上世纪50年代初，一方面学习、移植的是苏联模式，将教育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取消了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实行国家包办教育，民间办学的空间基本上没有了。另一方面，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至上的年代，运动一个接一个，对知识和传统文化的尊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都不存在了。而传统教育中那些最坏的东西，比如理论脱离实际、死记硬背、考试至上、僵硬刻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校教育中悄悄保留下来，并跟苏联教学模式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暗合，建立了微妙的联系。所以，20世纪50年代的那套教育制度和价值体系也完全是应试教育式的。

　　为生活的教育

　　人物周刊：有人说，一百多年前的科举制度比今天的高考制度要公平。

　　杨东平：从文化的意义上看，这种“学而优则仕”的精英选拔机制，开辟了一个平等竞争、向上流动的社会通道，从而保持了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但科举制度下的求学跟功名利禄直接挂钩，导致了人们读书为“升官发财”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态度，造成求知、求真的科学精神的匮乏。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八股考试，助长了教育与社会发展脱节、读书人手脑分离等严重的弊端。面对今天全社会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弊端，我觉得对“为科举正名”、“建立科举学”之类要保持必要的警惕。

　　人物周刊：未来应该淡化高考这个概念吗？素质教育怎样实现呢？

　　杨东平：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以各种观念来丰富儿童的心灵，把他们培养成具有完美的道德品格的人。杜威说教育是“为生活作准备”。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回答的，是中国自己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清晰的价值目标，现实中就很可能迷失方向，沦为没有灵魂、见物不见人的“教育工厂”。

　　晏阳初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倡导过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黄炎培搞过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将现代教育乡土化、民族化的尝试，虽然终告无效，但都是有益的探索。我认为，“五四”以后新教育运动中产生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将西方现代教育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是一个可以指导现实、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哲学。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教育界讨论过“全面发展”这样一个极其美好的理想，但它走偏为“平均发展”的普遍现实，恐怕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

　　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被隔断过，这一课始终没有补上，所以我说它(包括高考在内)还需要一次新的启蒙，一次深刻的变革。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