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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兴华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孩子。
走在北大的校园里面，这个来自安徽的男生一点儿都不起眼。穿着朴素，推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肩上挎着一个已洗得褪了色的书包。每天早早起来，绕过未名湖，穿过茂密的林荫，赶到教室，然后开始一天的复习。他现在是北大法律系研二的学生。从去年八月份开始，就已经在为考博做准备了。宋兴华打算考经济类的博士。因为是跨系跨专业，所以有一定难度。很多书要看，而他的数理功底又比较弱，就不得不多花点时间，中午也不肯休息，晚上一直要熬到十一点。
“我怎么就站在这儿呢？”
这是宋兴华第一次站在北大门口时心底里暗暗想的。
2002年春天，风尘仆仆的他终于从紧靠着长江北岸的一个小村庄赶到了北京。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参加北大的复试。
那年北大法硕专业划定的分数线为355分，他考了362分。刚好站在滚进滚出的门槛上，能不能上北大，他心里一点数也没有。
“我当时就觉得无地自容，感到特自卑，怎么能站这儿呢？”小宋回想起当年站在校门口的情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没有玩笑的意味，反倒是几许平静。
他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没上过高中，没有读过大学。攥着一张复试通知书，站在曾经梦寐以求的北大校门口，他想到的要比别人多得多，也复杂得多。
宋兴华出生在安徽无为县。小学是在村小上的，一个年级总共一个班，三十多人。那时他的成绩很好，也是后来很多年里唯一值得骄傲的事。但到镇上读初中以后，他的成绩就一塌糊涂了。也许是因为新鲜，从一个完全闭塞的环境中脱离出来，很多东西吸引着他的眼球，小男孩的那种好奇心就开始疯长了。于是，他开始逃课了，开始贪玩了。
“初中的三年，就稀里糊涂过去了。”宋兴华总结他十三岁至十六岁的那段时光。
“当时的学习成绩真的糟透了，尤其是英语，初一初二时从来没有超过30分的。英语老师是个高中毕业生，教学水平也不怎么样。到了初三，有一次总算考到了36分。真的算高了，那可是第一次考36分啊！都觉得自己挺不容易了。中考发挥还算好吧，挺幸运的，考了62，勉勉强强过了。”小宋说，从小他就不能属于那种特用功的学生。“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窝窝囊囊地爬了小半辈子，一路都是模模糊糊、误打误撞走过来的。”
中考填志愿时，他想报高中。但家里人不赞成。他们希望他考师范。当个小学老师，对于农家孩子而言，也就算是跳出“农门”吃上皇粮了。没有人能理解他。但他还是顶着压力，硬是报了一所高中。可表刚交上，当班主任的舅舅就把他给叫到了办公室。
“舅舅什么话也没说，当着我的面就把志愿表给撕了，很狠的。”
“他问我能不能考上。一句话顶过来，我立马就软掉了。我没有一点把握说自己初中毕业了可以考上高中，而且还一定能考上大学。我们那边，一个学校能有七八个考上大学就已经不错了。”
“尽管我对舅舅的做法感到不平，但站在办公室里，我一下就没什么底气了。后来，就听他的话就把志愿改了。”
宋兴华那年真的考上了中师。但在中师度过的三年，却是他后来一直不愿意提及、也竭力回避去想的三年。
“我觉得那段时间很灰色。”宋兴华说。
中师在县城上的，这也是他第一次离开镇子“远行”。报到那天，他没有任何的一丝兴奋劲儿。傍晚他就死缠着送他来的母亲跟着回了村子。他不想上中师。
迫于各方的压力，他第二天还是回了学校。但没过一个月，他又冒出了退学的念头。家里人极力反对，又把他给劝了下去。
“中师三年就混溜混溜过去了。喝醉过酒，砸碎过瓶子，砸凳子、砸床，这些都干了。也被学校处罚过，还参加过补考。打架倒没有，可能是自个儿比较懦弱一点不敢跟人打架的缘故吧。反正那三年里，大坏没做，小坏做了不少。用一句话来形容是：这孩子坏也不坏，调皮也不敢调皮，表面上看挺老实的，但一转身就开始做小破坏了。其实就是那样的状态，很窝囊地过了三年。
“等毕业走的时候，寝室的窗上一块玻璃都没有了。凳子都拆掉了，连床板都拆了，墙上到处涂着墨汁，画得乱七八糟。
“毕业那天，大家喝了好多酒，都醉了。许多人是很压抑地过了三年，因为都知道自己的前途会怎样——就是回村里当一个小学老师。当时肯定不会有人满足于那样一种境遇。十几岁的孩子，最向往的是往外走。好不容易从村小学到镇中学了，又考到县城念中师，一直往上走着。可毕业之后突然又要被打回到村小去了，大家心里都很难受，都不情愿。寝室有个同学说，我们的过程就像阿Q一样，画个圈，又回去了。”
“两百多块钱的工资还花不完！”
三年的郁闷期终于结束了。但他不想回村里教书。毕业后他偷偷跑到上海，住在亲戚家里，打算在那边找工作。他卖过鞋刷子，后来又在一家酒店找到服务生的差事。但母亲的电话随之追到了上海，要他回去，单位马上要报到了。母亲甚至还唬他，如果再不回安徽，她就要报警让上海的警察押送他回去了。
小宋无奈，只好“打道回府”。
他在家乡村小里当了五年的语文老师。家里所有的人对他的归宿都感到满意。因为总算是有了正式工作，总算是吃上了“皇粮”。而且当地的老师只要进去了，不管是谁，都可以做一辈子。
回到母校，他惊讶地发现，办公室里全都自己上学时候就在的老师，一个也没多，一个也没少。昔日的老师，成了自己的同事。起初有点不适应，但很快就过去了。
刚工作的那段时间，他回忆说日子过得还蛮舒服。工资每个月两百多块钱，还化不完。吃的米是自己家种的，菜也是自家的，只要花钱买点油就行。又没有别的什么操心事。
但很快，他就感到不满足了。
“我一直有个学历情结，总觉得不读书有股子气出不来。小时候稀里糊涂地想过，长大后要读博士。虽然上初中后成绩就不好了，可心底里还是想再读点书的。
“我参加了大专自考，报的是中文专业。有三门课，写作、古代汉语和中国革命史。有几门课我是考了好几回才过的，但我一直坚持着。”
在取得大专文凭后，他就开始着手准备本科自考。后来又想到了考研究生。
“当时身边的同事也有参加自考的，拿到文凭了，但还是呆在原处教书。我不想那样子。”
“准备考研的时候挺有意思。我把想法跟家里人说了，结果爸妈就把所有亲戚都叫来了。我舅舅说得最狠，他说：‘人家考研都是本科生，你什么背景？你去考肯定是考不上的！’他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说某某老师考上硕士以后又回来教书了。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就是想说服我。
“可我很倔，怎么也不听，最后舅舅只好问我了：‘你能不能考上？’ 我想起了中考那年的教训，就顶了一句：‘明年差不多能考上！’我舅当时很生气。”
“在很多人眼里，我满脑子异想天开的事，工作不好好做，在学校，我不是个好老师；在家里，也不是一个好儿子。因为我要看书，就老得花钱买书，别的几乎什么事也不做。这在当地，是被视为很没有出息的。我们那里评价一个人好不好，标准就是看他帮父母干活干得多不多，能否盖个房子。如果能做到，就算个很不错的小青年了。而我，几乎让所有的人绝望。我舅在镇中学教书，有一间宿舍，我就一直躲在那看书。有段时间我妈身体不好，我不在家，而且也没回去照顾。村里人都说我心比较毒，是那种比较自私的人。反正在村里，我口碑也不好。”
“我舅舅为了‘安顿民心’，希望我好好教书，就给了我一个传呼机。像安慰小孩似的，希望能转移我的注意力，不再胡思乱想。但那时候我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考研。”
小宋在2001年1月参加了第一次考研，但只考了307分，英语很差。那次是摸索性的，走了个过场。从2001年8月起，他又开始复习，这次很用心了。
“考英语要给自己信心！”
八月份，他的英语水平还一塌糊涂。
“高一英语课本上有篇是讲马克思如何学英语的，我死活看不懂。后来借了一本《阶梯英语阅读》，是给小学生和初中生读的。我没有读传统的教材，太难了，第一页没看完，就翻不下去了。后来我专门跑到合肥去买书，买齐了四册《阶梯英语阅读》，一点一点啃下来。村里的人都把这件事当笑话看，觉得这孩子瞎想。因为我工资本来就不多，大老远地跑一趟省城，路费就花不少了。”
“我学英语的时候，有个同事就在办公室里问我英语学几级了。其实是打击我，明明知道我英语不好。不过，我当时皮也挺厚的，我说我学零级了。”宋兴华当时的心态还挺好。
复习是个渐进的过程。在八月份的时候，小宋觉得自己能考上的把握大概是千分之一。到了九月份，他母亲做胆结石手术，他到医院一边照顾一边复习。当时感觉好一点了，觉得有了百分之一的把握。十一月报名，他已经开始在做真题。
“考英语要给自己信心，挑容易的，不做难的。考研过程中，我基本上没做难题。”
宋兴华考研的倔劲，让家里人的态度开始变化。起初是竭力反对，不让他考，觉得他疯掉了。但后来，也只好随他去了。他学英语的时候，父亲还特地给他借来了一些学习材料。
“考研前，十二月份闹流感，我吃错药了，发高烧。去医院的时候，走都走不动了。当时我信心全没了。人在生病的时候很脆弱。我跟我妹讲不想考了。于是一大堆亲戚来劝我：‘一月份马上到了，就差几个礼拜了，还是考吧。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他们也急了，因为考研的事，老担心我脑子会坏掉。”
“但我还是挺幸运的，最后还是考上了。”宋兴华笑了笑说。
“其实考北大，不管你小学毕业也好，初中毕业也好，老师根本就不管你的。现在的班上，什么背景的人都有，像个‘大杂烩’。北大里面是一个相当宽松的环境，这也是让我觉得幸运的。”
关于复试还有一点小插曲。
“我们那次面试一共有200多人。当时厦门大学也有人过来了，说如果不愿意参加面试的就跟他走，直接可以被厦大录取。当时我差点要去了，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过。有不少人跟着走了，没再参加北大的复试。”
“任何时候读书都来得及。”
童话故事的结尾，往往是“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那以后呢？宋兴华考上北大，犹如童话里戛然而止的结尾，听上去很曷?/P>
“一个人的出身，对学习没有多大影响。不管你学什么，也不管你曾经读过什么书，只要你还想读书，什么时候都来得及，都还能读！”这是宋兴华考上北大以后，最有感触的一句话。
他变得更沉默，也更踏实。对于自己目前的状况，他说：“我觉得从农村到这里，就是换了一种生存方式而已。命运还是这样，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永远都不会改变；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不管以后怎样，这也是永远改不了的。但我一直在努力追求一种让自己满意的状态，无论我现在在北大，还是以后考博。人应该给自己动力。”
他说：“北大的光环可以笼罩你的一生。但这光环又是很虚的，对人本身并没有太多意义。北大对人没有固定模式，老师们也不会来左右你的想法。我考上研究生，最大的好处是换了一个环境。我可以读很多书，不会有人来限制你。这里是自由的，可以成材，也可能成为废物，全靠自己了。”
“每个人的故事，都会随着时间延续下去。但每往前走一步，都要付出努力。”宋兴华说。 |
